這麽一個包容萬千的國際大城，可與之相比的應只有紐約與倫敦，每位過客都期望在這裡找到屬於自己的所在；當時的我正準備從在波蘭徒步跨越國界來到德國，於是自然想到了在柏林唸書的台大老同學ＣＹ和美國前同事ＤＭ。
抵達柏林的隔天，我和近七年不見的ＣＹ決定保持社交距離來個短距視訊，剛好了解一下大學同學們的去向——似乎不大出人意料地，許多同學們寫起了程式或者進入公司人資部門，極少數選擇學術，還有更多是踏入了不盡可數的百態職業，機師、廚師、登山嚮導⋯⋯我想起大學時期的自己喜歡一個人探索知識學海與城市經驗的汪洋，由於台灣並沒有神經科學專業的科系，為了走向系統神經科學的道路，我來到各個系所修課：生科、物理、資工、電機和醫學，甚至是自大二開始就初生之犢不畏虎地踏進研究所的課堂：生醫、動科、生理、腦心⋯⋯最後兩年更是性格孤僻地整天窩在實驗室裡，與同儕們漸行漸遠；今日重新閱讀起這些近十年前的專題報告，儘管粗糙可見那難堪地想從僅有的少許知識中所壓榨出的心血痕跡，卻也令現在的我為之起敬，甚至有愧比不上當時無畏的自己。
下午結束和瑞士實驗室的遠距會議後，我便獨自走向ＤＭ在柏林西北的住所赴約，他是我在佛羅里達指導兼合作的匈牙利訪問學生；不得不說生活隨性卻又雅痞憂鬱的ＤＭ，某種程度也算是為我打開新世界的大門。他常邀我陪他去喝啤酒，即便知道我討厭啤酒他還是會堅持請客以酬謝我的陪伴——要知道，他那從匈牙利帶來的傳統水果白蘭地帕林卡（Pálinka）才是我的最愛。他總是說生活中有更多比研究強烈有味的事，說在我身上看到了許多獨特的魅力卻又惋惜我不懂得使用它們⋯⋯ＤＭ生活看似亂了點，卻也有專情的一面；他在美國事業不順，感情方面倒是風生水起，與我恰恰相反。事隔兩年多再見面，並肩走在柏林初春的墓園裡，說：即便後來有所開放地嘗試，對於他人，我還是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。他回：難道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嗎？
「至少這次我已經知道怎麼做得更好了。」他聽著也微笑著點了點頭。
